今年３６岁的李畅是中国最早的政府雇员之一。两年半以前，他通过竞聘成为了吉林省的一名政府雇员。特殊的身份、由省长基金支付的高出公务员五六倍的薪酬，一时让他备受瞩目。

所谓政府雇员，是指政府用高薪从社会上雇用的专门人才，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作为吉林省目前仅存的三名政府雇员之一，今年夏天，李畅的三年聘期就将届满，能否续聘对他来说还是未知数。

一个政府雇员的两年半充实生活

在成为政府雇员之前，李畅是吉林省教育厅的一名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几乎与他受聘政府雇员同时，吉林省“化武办”（处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办公室）也告成立，李畅则成为了这个办公室唯一一名具体工作人员。

据了解，吉林省是当年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重灾区，目前已发现的日遗化学武器占全国已发现总量的９０％以上。省内不仅有规模达近百万枚毒弹和上百吨毒剂的集中埋藏地，还有一些日遗化武潜藏分布在城乡角落。近年来相继发生化武毒气、毒剂泄漏，特别是中毒事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化武办”由吉林省政府、省外事办领导主管，李畅一到岗，立刻就被安排负责协调化学处理的具体事宜。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正式上班，一周后李畅就被安排去了日军化武埋藏地调研。地处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日军化学武器的集中埋放地，据资料记载，当年侵华日军在撤离中国前，将数以几十万计的化学武器埋藏在这一地区。

一些埋藏炸弹的地方在探测清楚后，要从事安全化作业和清理，这就需要他来协调政府部门、后勤供应和百姓的土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为政府雇员，李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日双方的协调与交流。“作翻译不可以带着自己的想法工作，必须准确到位地表达出双方的意见。”

两年多来，李畅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帮助国内受害者协调一些经济补偿的问题，争取最大限度地解决一些受害人的经济困难。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３日，在哈尔巴岭附近的莲花泡林场，两名当地孩子下河洗澡时从河里挖出了炮弹，结果被炮弹里泄露的芥子气伤害。接到信息后，李畅和中日双方的专家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地。经过争取，两个孩子分别获得了１５万元和１６万元的赔偿。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参聘政府雇员是在凑热闹”

在李畅刚刚作为政府雇员开始工作的那个月，不少朋友都嚷嚷着要他请客，毕竟，李畅近８万元的年薪“目标太大”了。在时任省长的建议下设置的吉林省政府雇员，当时的“身价”比照机关公务员月平均工资的２至１５倍设定了１４个档次，李畅的薪资标准居中。而李畅本人在教育厅的收入是每月千元左右元。

在吉林省这个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里，这样的工资待遇最初难免让其他公务员有想法。李畅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不是仅靠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要想工作顺利开展，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必须要得到领导、同事的帮助。李畅很谦虚，对于政府机关里的人际关系他有心理准备，“我时刻注意与大家沟通，多请教，多学习，搞好关系，争取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很快同事们就不再特别注意他与众不同的薪水了。

李畅说，在工作中他也有与领导意见不同的时候，但在与领导交流想法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准备好大量准确的数据和资料，把它们提供给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如果一件事情领导们决定了，他就坚决执行。“我的工作原则就是领导决策不过夜，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李畅说，“我这个工作，协调性要求非常强，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干好，对得起自己这个身份，我不希望别人觉得我应聘政府雇员是在凑热闹。”

“沙丁鱼”中掺进“鲶鱼” 政府雇员制能否一路走好

按照李畅的年龄和学历，和他情况类似的公务员应该已经能达到副处以上的级别。而李畅虽然拿着高出别人数倍的薪水，档案关系却归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即便是现在开始考公务员，也要从科员干起。谈及两年多来对政府雇员身份的感受时，这个爱说话的人突然语塞起来。沉思良久，他谨慎地用了“困惑”这个词来形容当前他的心态。

三年的工作期限很快就要到了，李畅说，他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和困惑。首先就是他对自己这个政府雇员身份的困惑。目前他是有医疗保险的，但是却没有社会保险。“其实钱挣得多少现在对我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现在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如果再干一届后离开，那时我再选择的话，应该怎么办？”“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政府雇员，我对自己这一身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它非常符合当今我国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趋势。但这种制度首先应该和用人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人事制度不改革，仅靠一点创新或尝试是不行的。”他说。

政府雇员制最初在中国地方政府中出现时，常常被人们用“鲶鱼效应”作比喻，认为政府雇员这些外来的“鲶鱼”可以激励公务员更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这也是继吉林省之后不少省市纷纷“试水”的原因之一。但当时就有专家分析认为，“鲶鱼”的评价权、考核权，其实掌握在“高级沙丁鱼”手里，而与对于完全按照两套不同规则运作的“普通沙丁鱼”，“鲶鱼”很难构成太大冲击。

在国内最先“吃螃蟹”的吉林省政府，其雇员制一直比较低调。对此，吉林省人事厅人才流动开发处一位姓殷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吉林省目前并没有继续招聘政府雇员的打算，目前将仅限于这３人，而最近几年内也不会再有。他说，我国新《公务员法》出台后规定，政府可以特殊聘任公务员，这就给一些过去需要聘用政府雇员解决的岗位提供了特殊聘任的可能性，但至于说如何进行，则需要观察后才能进行。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麻宝斌认为，吉林省政府实行政府雇员制的初衷，并不想因为推行这项制度而影响公务员制度的稳定性，但他认为，这种尝试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其所进行的大胆制度创新，能够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

马敬仁是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曾参与深圳政府雇员制的咨询，对政府雇员制保持着长期关注。在他看来，雇员制的问题核心还是现行公务员制度改革，这涉及公务员薪酬、考核多方面的改革。尤其是现在僵硬的薪酬制度很难适应和满足各个层次、各有专长的人才需要，反而造成较高层次的人才流失。

统计显示，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在人事部抽查的２１个中央部委中，流失本科学历以上的公务员１０３９人，其中流失比重最大的是专业人才，特别是涉及外语、国际经济、国际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涉外审计等专业人才。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不得不采用雇员制的方式来吸引这类人才，显然得归因于公务员制度本身的弊端。专家们提出，政府雇员制的创新，如果没有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同步推行，仍旧是体制外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