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五年来，江西省整合资金320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1957万亩，全省粮食总产2017年425.4亿斤，实现“十四连丰”;主要农产品监测合格率连续5年稳定在98%以上，被农业部列为全国唯一的“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智慧农业平台建设日益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水平、农业信息化率、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关键性指标显著提升;基本建立农业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新主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面完成，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率达到40.5%;共安排新农村建设村点6.22万个，受益农户311万户1269万人;“连点成线、拓线扩面、特色突出、整片推进” 建设格局初步形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242元，增长9.1%，增速连续八年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增速，全国排位从14位前移到11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农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为全省乡村善治提供了有力支撑。
材料2
近年来，除却城市出现以住房拥挤、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生活质量下降等为表征的“城市病”之外。广大农村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乡村病”。
“外面像个村，进村不见人，老屋少人住，地荒杂草生。”这首小诗形象地描绘了乡村的景况。滦水镇庄里村是有着810年历史的老村，如今坑洼不平的黄泥路积水成窝，枯黄的杂草在砖缝里飘摇，许多废弃房屋已经倒塌。村小组长介绍，800多常住人口，差不多有400人在外务工，一幢幢200多平方米的老屋仅住着祖孙三人或四人。还报怨说：“我们组织办班培训，让中青年掌握一技之长，他们外出谋生没问题。可是，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就不是村里能做到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问题也不好解决。”与此同时，许多村庄出现了多年无人使用的宅基地。
在安置新村里，新建的楼房都是一层地下室加三层住房的户式，四至六口人的家庭均能满足需求，但仍有部分村民擅自搭建违章建筑，有的用来堆柴和放置农具，有的作临时厕所，有的作为小厨房放置煤炉，还有的放置车辆，甚至有人违章搭建经营场所，用于卖菜卖早点、销售建筑石料等，还拉起或竖立各种广告牌。村民周师傅说，搬到新房一年多了，走的都是泥巴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更让周师傅一家人担心的是，他家和邻居家中间空隙处设置了化粪池，但施工方没有将低洼处填平，导致积水很深，他特别担心5岁的孙子会掉进水坑。不远处的农田，村民正焚烧秸秆，现场浓烟滚滚，烟气刺鼻袭人。近边的池塘厚厚地覆盖了绿色的水藻，水面上还漂浮着各种垃圾、树枝等，水质泛黄，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村民们说：“以前可以洗菜、洗衣服，如今拖把都不敢洗。”村道两边，尽管设立了很多垃圾桶，也新建有垃圾池，但仍然有装修垃圾和枯枝败叶等，随意堆放，无人问津。
材料3
汉滨区双龙镇某社区外出务工人员多、外来人住户多，冬腊月集中过事不断，有的“整酒挣回报、无事找事办”，同一户主新房一层封顶过事、二层完工也要过事，某一农民借了别人一辆路虎车，对外声称说是自己买了一辆新车，随即放鞭烟、办酒席。凡过事，必收礼，也叫“份子钱”，人情往来变味异化成为钱财往来。目前农村份子钱已由过去的三五十涨到百元起步，三五百普遍，千元以上也有，有些地方农户家庭年平均送礼三十余次，年礼金支出万元左右。据紫阳县调查。年户均送礼数34次，最多达110次，年送礼支出3万元以上占17%、1至3万元占78%、1万元以内占5%。镇坪县曙坪镇桃园村在2017年2月底以前，一般农户每年送礼支出1.5 至3万元，贫困户、低保户借债送礼支出5000至800左右。双龙镇某村支书、村主任2016年送出礼金分别为3万元和6万元，二人唉声叹气地说“我们村干部都报酬每年2.4万元，辛苦一年还不够送礼钱”;该村副主任张某说，去年他送礼5万元，其中有一天送礼24家，忙到半夜，回家吃了一碗酸菜面;该村贫困户王某，去年在信用社贷款2万元，过年花销了1万元、送礼1万元，他面带苦涩地说“我们农民低头不见抬头见，没钱借钱也得送，只有开春又去打工还”。
在农村一些地方，婚丧嫁娶一般要“四比”，即比放炮、比抽烟、比喝酒、比菜品，有些尚未脱贫的人家也“打肿脸充胖子”，掏空家底甚至借钱来“撑面子”。汉滨区问卷调查显示，50.5%的人认为人情攀比风太盛;47.7%的人表示，不想参加又不得不参加。阜阳镇镇政府周边，婚丧嫁娶、开业庆典仅放鞭炮少则三五万，多则七八万，相互斗响比长、暗自较劲。汉阴、白河、宁陕等农村山区，结婚彩礼一般都在5至10万元，迎亲车辆少则五六辆、多则十余辆，还要花钱请婚庆公司主持、表演节目、搭过街彩门。尤其是请客者大事小事都要办宴席，而每桌费用上涨到几百元甚至千元以上，大部分菜品实际被倒掉，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既苦了自己，又累及他人，因此致贫、返贫和引发事端的案例时有发生，广大群众对此深思痛绝。
近些年来，在落实国家强农富民政策的过程中，由于配套的制约机制缺失，加之有些地方的优亲厚友，造成了“上面的钱是白给的”惯性导向，滋生了好逸恶劳、投机钻营的不良心理，先由坐等政府救济，再到争要低保政策，再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有所蔓延。一些群众气愤地说“现在的好政策养了一批懒人”。宁陕县太山庙镇龙凤村、汉滨区双龙镇谢坪村、旬阳县铜钱关镇天宝寨村，目前大龄未婚的单身汉分别有80、70、60多个。村组干部反映，除居住条件差等客观因素外，也有部分是游手好闲、喝酒打牌造成的。旬阳县棕溪镇某村一位农民马某，三级残疾，丈夫患慢性病，两个子女在上学。镇政府通过低保、贫困学生补助、临时救助等办法给予帮扶，但马某仍多次缠闹，张口就向政府要130万元，虽然通过道德评议会，她放弃了无理要求，但由此也可见一斑。 该市常年外出务工达50多万人，伴随而来的农村“三留守”难题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破解。尤其是留守老人的赡养问题愈加突出，打工人员长期不管不顾家中老人的现象越来越多，有的子女对老人的赡养相互推诿扯皮、引发纠纷;有的子女图安逸、求享受，而家中老人还在为了生计起早贪黑干农活;有的子女把老人的“一折通”据为己有，坐收养老保险、高龄补贴;更有甚者采取拆分户口的办法，让老人当五保户、吃低保，或者挤进贫困户，把难题、矛盾推向政府。
现在到农村，无论是集镇还是村庄，麻将桌随处可见。白河县目前已登记注册的棋牌室就有198家，未登记注册的家庭棋牌室不计其数。汉滨区吉河镇某村一个有百余户的小社区，麻将馆就有3家。虽然大多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玩钱”越来越大，从几元到几百元，个别地方白天黑夜连人牌场，留守、陪读的家庭妇女成了参赌的“主力”。尤其是农闲和春节期间“扎堆”打牌赌博的现象更为突出，有的“外出辛苦挣一年，春节输光就几天”。因赌致贫，引发矛盾纠纷甚至悲剧的事例时有发生。前不久，岚皋县就又一人因赌负债、债主逼债而服毒自尽。此外，有的农村山区“遇事看日子、看风水、算一卦”等迷信色彩依然较浓，有的甚至修庙宇供神灵，特别是家庭老人去世，听信于算命先生，既要做道场又要择日子，致使丧事没简化，越办越复杂。
材料4
某区纪委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当地壶峤镇朱师村的党支部书记郑某，违规将其亲弟弟识别为贫困户，并办理低保金的问题。接到线索后，区纪委立即前往了解情况。经调查，镇民政所和扶贫工作站调取的低保名单以及精准扶贫名单上都出现了郑某弟弟的名字，并且他从2010年开始就享受低保，2016年12月再次被纳入了精准扶贫对象。调取的资料显示，郑某本人担任他弟弟的帮扶干部，贫困申请书也是由郑某代为填写，信息采集表上还有郑某的签字审核。据村民反映，村支书郑某有个亲弟弟在镇上的某中学当门卫，基本上住在学校不怎么回家，在镇上的中学做门卫，可以说是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按道理应该不能再享受低保金，也不应该是贫困户的身份了，难道郑某弟弟的这个工作给的工资很低?带着疑问，办案人员前往某中学核实。经了解，早在2016年7月，郑某弟弟就开始在学校上班，一直担任门卫工作，试用期工资每月130，正式工资每月160。显然，这样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了贫困户和低保户的最低收入标准，换句话说，按道理郑某弟弟从2016年7月在学校上班开始，就不应该再领取低保金了，更不能被纳入精准扶贫的对象。区纪委工作人员立即找到郑某进行谈话，郑某也很快承认了自己违纪的事实。据郑某交代，朱师村总共有700多户村民，贫困户有40多户100多人，属于壶峤镇贫困户相对较多的村子。在2016年办理贫困户精准识别的时候，他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格审核权，偷偷将自己的弟弟纳入了精准扶贫的范围。实际上，区政府曾经多次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扶贫领域问题的自查自纠工作，要求清退不符合标准的低保户和贫困户，但是郑某却始终隐瞒了情况，没有处理。郑某由于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其弟弟办理农村低保，识别贫困户等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了朱师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同时，郑某弟弟也退出了低保名单和精准扶贫名单，违规领取的低保金也正在追缴。
为了贯彻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针对类似朱师村的优亲厚友问题，以及贪污挪用、截留私分扶贫款等扶贫领域“微腐败”问题，省纪委要求各级纪委走出办公室，下基层、入农户、察实情，面对面收集问题线索。7月3日以来，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扶贫领域群众信访反映768件，查处问题723件1127人，其中党政纪处分297人，通报曝光389起，并对扶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坚持“一案双查”，问责251人。
材料5
2400多人口的长岗村共有党员39人，曾是八里畈镇有名的“软弱涣散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山区村穷得连一个办公地点也没有，村“两委”长期在乡镇街道租房办公。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刘时宏说：“以前村里党组织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几乎不开党员大会、不过组织生活。”加之，村“两委”班子不团结、不办事、不公正等“三不”问题突出，进一步降低了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因而被镇党委列入集中整顿建设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面从严治党和脱贫攻坚的新形势下，长岗村“两委”换届后，新的领导班子开始带领全体村民迈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013年，在各方支持下，总投资46万元、建筑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村部落成，新村部设有办公室、会议室、计生室、图书室和文化广场等，终结了该村党员、群众多年没有活动场所的局面。
“硬件建设只是步，更重要的是要增强班子的整体功能，一个村庄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支部联建可以形成引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脱贫帮扶单位县国税局局长孔巍说。2014年，县国税局成为长岗村的脱贫帮扶单位之一，对口帮扶该村贫困户97户328人，占贫困户总数的七成以上。为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县国税局注重强化支部联建的机制化建设;选派1名党办主任作为支部书记助理，协助市里派驻该村的书记工作;指定1名党组成员、副局长作为驻村组长，协调联络帮扶事项;发动局机关的35名党员，结对帮扶村里贫困户，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近年来，通过“联建党组织引领、党员示范带动、产业基地支撑”，长岗村脱贫工作持续推进。2014年该村确定建档立卡贫困户127户455人，当年就脱贫20户，2015年脱贫4户，2016年脱贫70户，2017年脱贫30户，截至目前仅剩贫困户3户5人，刘时宏说：“要想摘掉穷帽子，关键看党组织，这两年支部的作用真是太明显了!一些群众担心脱贫后就没人管了，支部联建给大伙儿吃了‘定心丸’。”
材料6
金峨村和邵家丘村都是省级文明村、全省美丽乡村精品村，而且村民都较富裕，金峨村不少村民从事园林绿化产业，是老牌的富裕村;邵家丘村则大量种植榨菜、葡萄，村民靠此致富，不少人都住上了别墅。两个村的村支书作为省人大代表，他们利用两会的会议间隙，交流起“乡村善治”的经验与做法。
“我们花了大量精力在基层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上。”前不久，黄宝康代表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并列席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上说，乡村振兴，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我们尝试的，就是村民自治。”2016年，邵家丘村将全村4平方公里795户村民，划分成30个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了网格长。“30名网格长基本都是党员，其中有24名企业主，这群人在村庄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黄宝康说，他们都是村里的能人，又是义务劳动，在村民中威望很高。不仅如此，邵家丘村还按区域建立了8个前哨党支部和2个企业党支部，全村161名党员都与村民结对，“日常事务、村民矛盾，通过这些网格和党支部，都能得以解决。”
周康健代表忍不住插话道：“村民直接给你打电话的多吗?”“很少很少。”黄宝康打开微信说，“我们建了微信群，各网格和党支部有新情况都在群里说。去年光网格长反映、处理的问题就有500多起”。
“抓牢党员这支队伍确实重要，这个我们也有经验。”周康健也打开“话匣”，介绍起街道党建联合体的创新做法。2015年5月，金峨村和蒋家池头、税务场等金溪河边的5个村，试点区域党建联合体，由金峨村牵头，带领“金溪五村”打造美丽乡村精品线。五村抱团后，联合对金溪河进行景观改造，还成功引进了漂流项目，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你们这种模式也很好，我得找机会去看看!”“我也要带上村干部，去你们那里取取经。”聊到尽兴处，两位代表当场定下新的约定。
材料7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实践，宁波北仑大碶全面深化农村“对账理事”工作制度。38个村集体“亮账”，主动亮出换届当选后的履职账单，公开“承诺”2018年重点任务账单，这既是一张张农村工作的任务账单，更是一道道治村干事的“军令状”。
大碶辖区内有38个建制村，农村面积约90平方公里。2017年以来，该街道实施“对账理事”工作制度，以村“两委”干部为责任主体，对照“党建、发展、民生”三本账单，通过“定、履、核、结”四个环节，把上级的工作任务、村“两委会”商定的工作目标、村班子承诺事项、“村民说事”的相关问题，作为村班子年度工作任务，做到“定人、定责、定标准、定进度”，推进村里大事小事落实落细。
“通过‘对账理事’，我们建立了‘年初定账、对单履账、动态核账、年终结账’四个环节，并把年终奖、评先评优等与‘结账’结果相挂钩，激发了农村干部的干事激情。”大碶街道党工委书记俞宏侃说，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还是要有一支担当有为、干事创业的农村干部队伍。通过创新制度，从“对账理事”“村民说事”“小微权力清单”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和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
“对账理事”，为村民办好实事难事。湖塘村村大人多，公共文化设施薄弱，村民呼声强烈。2017年，该村把文化礼堂建设纳入“账单”。2017年11月，村文化礼堂落成，紧接着便承办了大碶街道首届民俗庙会大型活动，人气爆棚。西岙村拥有300多棵四五百年金桂树，被誉为“浙江桂花村”，可进村赏桂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2017年。岙底桂花游步道建设纳入村子的“发展账单”，村里决定建设1000多米的游步道及停车场、洗手间、赏桂亭等基础设施。目前一期250米的游步道及停车场、洗手间已经修建完成，老百姓对此纷纷点赞。
“对账理事”让新老干部掌握了“治村干事”的方法，激发全新潜能。和鸽村党支部书记张培义是个老先进，开辟停车场、慰问困难群众、台风季物资储备……他的“账簿”上，记得满满当当，城湾村党支部书记叶峰是名新书记，原先从事企业管理。通过“对账理事”，他在农村工作中“按图索骥”，干的风生水起。他说：“每年定好一本账，办事心中有底气，每月全程纪实，每季向老百姓亮账，是压力更是动力。
材料8
荷兰的国土面积仅有4万多平方公里，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这与其大力推行农地整理密切相关。该国通过整合现有农村资源，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早在1924年和1938年，荷兰政府就相继颁布了两版《土地整理法》，通过土地置换，规整划一等实现土地相对集中，改善农地利用，促进农业发展。这一时期，荷兰将农业利益置于首位，土地整理法案的内容包括改善水资源管理、优化土地划分和建设道路基础设计等。尽管这一时期的土地整理成功了农业生产效率。但由于实施目标的单一性，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村的传统景观。1954年，荷兰颁布的第3个《土地整理法》，在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基础上，允许预留部分土地服务于农业生产之外的自然保护、休闲娱乐、村庄改造等。同时明确了景观规划必须作为土地整理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此，乡村景观规划在荷兰获得合法地位。这一时期乡村景观规划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为农业生产区分土地的使用类型，但开始涉及户外休闲、景观管理以及自然保育等方面的利益。1970年以后，荷兰政府转变了只强调农业发展的单一路径，而转向多目标体系的乡村建设，如推进可持续发展农业，自然环境景观质量;合法规划农地利用，推进乡村旅游和服务业发展;乡村生活质量，满足地方需求等。而且，通过更加科学合理地规划和管理，荷兰避免和减少了农地利用的碎片化现象，实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和完整性。1985年，荷兰政府颁布了《土地使用法案》，要求拓展乡村发展目标，协调与其他物质规划的关系，允许购买土地用于非农目标，相比以往农业优先的规划，娱乐、自然和历史景观保护被置于与农业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荷兰乡村建设的目标随着社会发展变得更加广泛，乡村整治任务变得越来越全面和综合。政府作为乡村重建背后的推力角色已经大大弱化，2007 年版的《土地使用法案》也更加往重解决私人与政府合作开发土地过程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因此，乡村最观规划也更加注重农民、政府、社会团体等各方利益的均衡。通过农地整理，荷兰的乡村不仅环境良好、景观美丽，且农业经济发达，农民生活条件优越。在农村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形下，荷兰通过对乡村精耕细作、多重精简利用的方式，达到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经挤社会效益。
作答要求
一、根据“材料2”,对当前农村地区“乡村病”的具体表现进行概括。
要求：
1.全面，准确，简明;
2.不超过150字。
二、根据“材料3”,对乡村不良风气盛行的原因进行分析。
要求：
1.深刻，合理，清晰;
2.不超过300字。
三、结合给定资料，就如何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监督管理提出对策或建议。
要求：
1.有针对性，可行，合理;
2.不超过300字。
四、参考给定资料，以“乡村善治”为主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正确，充实,完整，流畅;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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