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给定资料
1.看病难，“排大队”是难点之一。而“挂专家号”就更是难上加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卫生部日前发布《关于在公立医院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从2009年10月起，我国所有三级医院都要开展“免费”预约诊疗服务，二级医院也要逐步开展这项工作。
卫生部日前发布意见，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与任何社会中介机构合作开展向患者收取费用的预约挂号服务。在预约挂号时要推广采取实名制方式。公立医院开展预约诊疗服务，必须按照物价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挂号费用和相关费用，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不增加收费项目。
意见稿要求各医疗机构要结合信息化建设，可通过医院专线电话(包括手机)、12310公益电话、互联网等形式提供预约机会。医院要制订服务标准引导患者通过预约挂号就诊，逐步提高预约挂号占门诊挂号尤其是专家门诊号的比例。原则上预约挂号的患者要安排优先就诊。
所谓“预约挂号”，是指就医者通过登录互联网站、发送短信或拨打预约电话的方式提前实现远程就医咨询和就医预约。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预约挂号意味着医疗资源管理系统的信息化，是对医疗资源的合理性配置。
2.为了能顺利地给病重的妻子挂上号、看上专家门诊，贵州省大方县的陈涛不得不在周日的晚上就和妻子赶夜路往贵阳走。“城里的医院人太多了，不早点到，哪看得上啊!”他在周一凌晨4点多就赶到贵州省人民医院排队。
“每天早上都有一些病人，特别是从农村赶远路来的病人，凌晨四、五点钟就到医院排队等候了”，贵州省人民医院门诊科主任张昌华说，农村来看病的群众占医院接诊量的比重不断提高，让边远地区来的群众能更快、更好地就诊，“实名挂号”或许是一剂“良方”。
和陈涛这样赶往大医院就诊的农民相比，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不会像赶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院的外地人一样，不得不到号贩子手里“买号”。可是，省会城市的大医院里，同样是常年人满为患。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在贵阳这样的西部二线城市依然表现突出。张昌华说，尽管贵阳的大医院还没有普遍出现号贩子倒卖“专家号”的现象，可大医院就诊患者与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还是相当突出。贵州省人民医院平均每天门诊接诊量超过3000人次，其中超过40%的病人是从地、市和农村来的病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实施后，到城市大医院看病的农民群众明显增多了”，张昌华说，尽管这几年国家对改善医疗资源分布状况采取了很多措施，可是大医院挂号难、看病难的问题短期仍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推行实名预约挂号制度，可以尽可能降低群众的就诊成本，方便群众。
遵义医学院院长石京山说，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看一次病开销很大，而且人生地不熟，有不少现实的困难。遵义医学院高峰期每天门诊接诊量超过6000人，一名专家每天要挂七八十个号，如果能实行预约挂号制度，农民群众肯定方便多了。
3.卫生部关于预约挂号的征求意见稿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据新浪网的调查显示，七成多的网友支持预约挂号。
其实，早在1999年9月，北京市卫生局网站就开通了集中式的网络预约挂号服务，推出“北京市医院预约挂号一卡通”项目，先后有50多家医院参加，包括主要三级甲等医院和一些大的专科医院。
推出预约挂号“一卡通”，原本是解决挂号难、治理号贩子难的一项举措。然而，10年过去了，患者并没有因为有了“一卡通”就能如愿挂上专家号;号贩子也没有因为这个“一卡通”就销声匿迹。一项原本利国利民的举措，为何步履蹒跚?
有数据显示，在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市，实际通过预约挂号就诊的患者不到5%。预约挂号普遍存在电话打不进去、网上注册繁琐、号源较少等问题。某些中介公司还从中浑水摸鱼，骗取患者钱财。
对于“窗口优先”还是“预约优先”，各家医院并非举棋不定，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窗口优先”。他们尽量将号留给排队挂号的患者，用于预约的号非常有限，有的专家只拿出1～2个号用于预约。北京同仁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患者仍然很难挂到紧俏科室的号，热门号源稀缺，医院无法再分出“一杯羹”满足预约挂号的需求。很多外地患者在窗口彻夜排队，熬了几天都挂不上专家号，那肯定会对医院有很大意见。
北京协和医院门诊部主任王晓波说，不少患者既不知道、也不习惯预约挂号，从大老远跑来医院窗口挂号，却被告知没号了。协和的特色是诊治疑难杂症。如果实行预约优先，一些轻症患者都把专家号约走了，真正的疑难杂症患者反而看不上病。协和的外地患者大约占总门诊的40%～50%，大多数是当地医院没法治疗的患者。
预约挂号与窗口挂号究竟该如何平衡?记者了解到，苏北人民医院的做法是1号～5号留给排队病人，6号—10号留给预约病人。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单数供预约患者使用，双数供现场挂号患者使用。上海瑞金医院则将专家门诊名额的30%留给预约挂号，70%的号留给现场排队患者。
4.一个三级医院的专家号，也就十几元。但是，北京协和医院风湿科的号已经被号贩子炒到了上千元。风湿科的唐教授无奈地说，他现在是为号贩子打工。
北京协和医院有关部门解释说，协和医院号源有限，专家号本身就供不应求。以前协和医院也参加过网上挂号服务，因号贩子抢号等原因，没有继续做下去。
推行实名制预约挂号，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实名制。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副主任赵成松说，来就诊的儿童，没有身份证甚至户口本，要实行严格的实名制有点难。
有专家认为，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不管是通过窗口排队挂号还是通过预约挂号，挂号越方便，倒卖号源就越方便。如果预约挂号非常方便的话，倒卖号源的人也会通过这种方式更加方便地倒卖号源。
也有专家认为，号贩子现象不是因挂号方式不同而产生的，而是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导致的，倒卖号源早已形成了一个非常系统的产业链，靠实名预约来根除很难。
5.卫生部有关征求意见稿要求，医院不得与任何社会中介机构合作开展向患者收取费用的预约挂号服务，已经开展上述服务的，要尽快整改清理。
目前，上海多家三甲医院纷纷宣布将停止与挂号公司的合作。业务跨京沪穗三地的医院网近日打出了“系统维护”的招牌，不再接受网上提交预约挂号申请。预约挂号服务覆盖面更广的爱康国宾公司称，考虑到政策的调整，可以为会员办理退卡手续。
北京朝阳医院门诊部主任闫勇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医院无力承担大量预约诊疗。朝阳医院实行的电话预约，可以预约60%左右的专家号。现在医院日门诊量大约在6000人次，用来预约的4部电话经常占线，病人意见很大。
预约挂号要建立IT平台，要抽调人员、场地，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如果要统一协调北京全市乃至全国医疗资源，更需投入巨资。目前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还是移动、网通、电信、114台等国资机构和各地卫生局主办的导医网、助医网，以及像爱康国宾这些从事健康管理的民办企业。
有专家估算，一家日门诊量在5000人次以上的医院建一个预约挂号平台，预期达到20%的预约率，初期的基础设施加上后期的运营，每年需要500万元左右的投入。如果每家医院各自为政，那么所需投入相当可观。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潘习龙教授认为，单个医院的预约挂号只能预约一个医院，既限制了向其他医院分流患者，又丧失了从其他医院调配患者的功能，让患者的选择更加少，医疗资源得不到合理充分利用。而通过和专业机构合作，既能够帮助医院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又能够合理利用现有的预约挂号平台，最大范围节省社会资源，质地服务患者。
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张静波认为，大医院诊疗科室五花八门，患者疾病与诸多科室并非一一对应。让患者直接预约挂号，想挂对号都难，更遑论找对专科医生了。如果有专业的中介机构，通过提供专业就诊指导，形成“分诊”，患者预约挂号就会更加有序合理。
